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挂牌

接受记者采访

在智能化的法庭里开庭审理案件

2004年，新落成的审判大楼。

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。改革开放40年，是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的40年。40年来，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牢记使命、坚守正义、不畏艰险、披荆斩棘，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。

40年，在玉溪中院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不仅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富强，更用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辛勤汗水推动着法院的进步与社会发展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三位法院人亲历和见证了玉溪中院不断发展壮大、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的改革发展历程。

李泳材：

见证了法院的变迁

李泳材今年57岁，1981年从云南财经学校会计专业毕业，当时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刚成立经济庭，缺少懂会计知识的工作人员，李泳材是恢复高考后第二批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，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至今。

当时，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共有28人，办公条件差，与现在相比很艰苦。出行工具主要是自行车，全院有一辆吉普车，送达法律文书很多时候是坐公共汽车，然后靠走路。

“有一次，我与一个年纪稍长的同事一起到华宁办案，从华宁县盘溪镇走到华宁县城，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6点，我当时年轻，身体还吃得消，我的同事脚上起了很大一个水泡，还得咬牙坚持，中午饭也是在村民家中吃红薯。有时候下乡办案，晚上回不来就只能在村民家里借宿，和衣而卧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。”李泳材说。

那时，审判人员的职责包含了举证、质证、认证，法官的工作量很大，也很辛苦。全院法官不多，庭室也很少，李泳材所在的庭室只有5个人。

1979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通过，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。李泳材进法院后，首先参加的就是刑法培训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办公条件也在不断改善。1983年，法院添置了两轮摩托车、三轮摩托车，随后有了第一辆轿车，配备了第一台卡式录放机，可以录音做笔录。

当时的案件不多，一年大概只有五六十件案件，但是每一件案件法官都要自己去调查、取证。1978年以前，中国的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，财富绝大部分是物质形式，人口缺少流动性，故刑事犯罪率相对较低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社会人员和社会财富的流动性大大增加，加之财富更多表现为货币形式，犯罪率急剧上升，各类经济纠纷不断涌现，原有的司法制度已无力维持司法的正常运行，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审判人员也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无能为力，造成大量案件积压。

1983年8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》，提出从1983年起，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。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，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。此后至2001年，除1985年、1997年外，每年都组织“严打”战役。按照依法“从重从快，一网打尽”的精神，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，刑事案件在增加，刑庭的工作量也在不断加大。

1984年5月1日起，全区两级法院审判人员穿着统一的审判服装进行审判。

1993年1月，成立了玉溪中院司法警察大队。

随着司法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，1996年，对中国的司法界而言，是一个特殊且值得隆重纪念的年份。这一年，《刑事诉讼法》有了重大修订，引入了强烈的控辩对抗元素，中国的刑事审判开始由纠问式向控辩式改变，其核心是改变了先前由法院或检察院代表国家承担收集、认定证据责任的纠问式审判方式；民事审判则改为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控辩式审判方式，由当事人负担了相当一部分诉讼费。这一举措使国家在司法方面沉重的财政负担向社会转移，同时，这种改变也象征着我国司法系统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。

1996年12月，在全区法院开展了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。

1998年6月，撤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，设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同年，成立了立案庭，李泳材任第一任立案庭庭长。

2014年12月，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，通过一系列体制和机制改革，增强了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的独立性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凸显了庭审在审判中的作用，进一步提升了办案程序的公正性。

李泳材在玉溪中院一干就是38年。38年来，人员从28人增加到200多人，案件数量不断上升（2018年，案件数量为5736件），机构不断完善，庭室不断细化、增加，走向了专业化。

李泳材说：“我来自农村，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恢复高考后，赶上好政策，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法院工作，让我成为了一名法官。改革开放40年，我亲眼看到了社会以及法院的巨大变迁。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，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，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。”

潘云辉：

办案进入信息化时代

今年58岁的潘云辉也是1981年退伍后进入玉溪中院工作的，进来后被明确为法警身份，安排到民庭工作。

当时，民事审判工作审执没有分开，法官不仅要承担审判工作，还要承担执行工作。

以前，民事案件主要是家庭纠纷案、离婚案。作为民事审判法官，不仅要审判，在后期的执行中还要自己去执行，夫妻俩离婚了，分柜子、被子这些琐碎的事，都要法官亲自去分。

1978年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，起诉到法院的民事案件逐年增多，民事案件琐碎、繁杂，但是每一件都关乎着当事人的利益，丝毫不敢马虎。1979年以后，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，城乡经济迅速发展，审理的经济案件数逐年上升。

玉溪两级法院民事审判干部本着“便于群众诉讼，便于法院办案”的原则，坚持携卷下乡，巡回就地办案，及时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。

“8分钱的邮票跑断腿”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通信工具主要靠书信，当事人反映情况有时也是通过书信的形式，收到信件后，法院工作人员就要根据信件反映的情况去核实。

1980年后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，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，经济纠纷也在不断增多。1981年，全国人大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为商事（经济）审判处理经济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，商事（经济）审判涉及的法律、法规多、专业性强，从1981年开始，玉溪两级法院先后成立了经济审判庭。

1998年，潘云辉到法院执行庭工作。执行工作是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，是胜诉当事人实现权益的最终保障，对于实现公平正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以前，有的执行案件在其他城市，就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，拿着工作证，开着单位的介绍信、执行通知书去查询，有时候一天只能跑一个地方，既耗时又费力，执行工作难度很大。

随着信息化的发展，2013年玉溪中院被确定为“全省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重点推进单位”，玉溪中院党组高度重视，加大投入，于2014年7月率先在全省如期建成远程监控、指挥、会议系统，可实现对人口、出入境、车辆、工商登记、银行存款信息的查询查控。执行案件从以前的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核查，到现在办案进入信息化时代，“总对总”网络查控系统的运用，坐在办公室就能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，通过信息化、网络化、自动化手段，在全国范围内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，极大地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。

吕永江：

基础设施逐年改善

今年57岁的吕永江1981年进入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，从部队转业来到法院后的身份是法警，当时与他一起进法院的还有几名退伍军人，分别被分到各个庭室做法警工作。

回忆起这些年的工作，吕永江感慨地说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当年我们来到法院时是最年轻的干警，现在我已在这里工作了38年。38年间，一些人调走了，更多的人来了，成为新的法院人。”

改革开放以来，玉溪中院发展变化的不仅是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，更主要的是干警素质、司法理念、执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。

1978年，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只有2庭1室，有刑事审判庭、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，现在的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设22个职能部门，有办公室、政治部、立案庭、刑事审判一庭、刑事审判二庭、民事审判一庭、民事审判二庭、行政审判庭等。交通工具从自行车、摩托车到汽车，打印设备也从铅字打印到数码打印。

当时，有需要打印的材料都交到办公室，打印机是一台老式的“飞鸽”牌铅字打字机，打字时，先将一张蓝色的蜡纸装在滚筒上，调整好行距、字距，然后一个铅字一个铅字放进去，再拉动着字锤一个字一个字地反打到蜡纸上，速度非常慢，打错了修改也很麻烦。1983年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》，刑事案件在增加，打字员只有一个，有时候需要通宵打印法律文书。

1983年，执行案件也在增加。当时，摩托车成为办案的主要交通工具，作为法警的吕永江跟着法官一起下乡，不管晴天阴天都是骑摩托车，风吹日晒雨淋，“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”就是真实写照。

1986年，来到刑一庭工作，担任书记员、助审员、审判员，还兼驾驶员。下乡办案条件艰苦，到元江出差，早上6点多就要去坐班车，到下午2点多才能到元江，从县城到村里都是走路或是骑自行车。

1993年，成立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法警大队，吕永江成了第一任法警大队大队长，总共只有7名法警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职责分工更加明确，管理更加规范。1999年，法警支队成立后，招收了一批法警，充实了法警队伍，法警支队单独序列管理，明确了法警的职责：维持法庭秩序，押解犯人出庭受审，执行搜查、拘传、送达、协助执行人员执行法院判决和裁定。

时代在进步，法院的执行工作也在进步。多年来，“执行难”一直是一个“老大难”问题，也是法院攻克的重点。多年前，案多人少，办案条件艰苦简陋，使用警车去执行更是少之又少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尤其是查询银行存款、房产、土地、车辆，更要登门临柜逐一查询，一天下来查找不了几家银行或单位。而如今，基础设施改善了，信息网络完善了，执行指挥中心成立了，物资装备充足了，网络查控系统也初具规模，只需网上操作就可详细查询被执行人名下财产，执行效率也得到了较大提高。

（记者 吴坤娱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徐斌玲及玉溪中院提供)